当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从2020年的6.4%飙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44.3%，当泰国雄心勃勃的喊出“要在2030年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生产中心”的口号，当澳大利亚用每克二氧化碳100美元的罚款倒逼车企转型……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式发展。
在政策红利与市场热情的双重推动下，产业虽呈现蓬勃态势，但中国与海外市场在布局中也面临着诸多需要应对的问题。标普全球汽车结合各国政策与产业链现状，为产业发展梳理出关键方向。
中国：产业链优势显著，多重挑战待解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堪称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典范。回溯其发展历程，2009年“十城千辆”计划的推出标志着产业培育的起点，而在“十二五”规划将新能源汽车纳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后，政策支持体系逐渐成型。
标普全球汽车亚太区动力系统预测总监王亮指出，近十几年的政策工具箱中，新能源车船购置税减免、电动乘用车准入开放、新能源汽车补贴以及当下的以旧换新政策，共同构成了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更具战略意义的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接续出台，不仅明确了技术路线，更对电池、电机、电控及充电设施等产业链各环节提出了系统性发展要求。
政策的持续发力催生了全球最健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王亮强调，从上游原材料开采提炼到关键零部件生产，从整车技术开发到终端基础设施与消费生态构建，中国已形成“全链条领跑”的格局。在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机乃至多合一电驱动系统等核心领域，中国企业均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这种产业链优势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2024年中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份额达47%，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产品矩阵从纯电动到插电式混动、增程式全覆盖，满足不同价格区间需求。
更具标志性的是，中国自主品牌实现了对合资品牌的“弯道超车”——在油车时代扮演“学生”角色的中国车企，如今已在整车平台、新能源驱动技术等领域向合资品牌输出技术，甚至成为自动驾驶技术合作中的“主导方”。
然而，繁荣背后的多重挑战已逐渐显现。首当其冲的是价格战、同质化竞争引发了经销商亏损、车企市值蒸发、供应链承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其次，品牌力短板成为出海瓶颈。尽管比亚迪、长城、奇瑞等企业加速海外布局，但在全球高端市场，中国品牌仍难以与特斯拉、BBA抗衡，“性价比”标签背后暗藏着溢价能力不足的风险。与此同时，“购车补贴”混战异化为“以补贴换销量”的恶性循环，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更有甚者，“零公里二手车”等畸形产物的出现，暴露了行业在生存焦虑下的短期行为，严重扰乱了价格体系和品牌信誉。
海外：政策积极推进，产业根基需夯实
海外主流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呈现出“政策先行”的鲜明特征，但政策的推进力度与产业基础之间的适配性仍需加强。标普全球汽车车规划解决方案总监萨博尼对澳大利亚与泰国市场的解析，揭示了这一普遍困境。
澳大利亚的减排法规堪称“严刑峻法”。其2025年起实施的New Vehicle Emission Standard（NVES）要求，一类和二类车辆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需从2025年的141g/km和210g/km，降至2029年的58g/km和110g/km，不合规企业将面临每辆车每克二氧化碳100美元的罚款。
萨博尼指出，该法规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低排放车型引入，降低消费者使用成本，但并未限制技术路线选择。这种“结果导向”的政策设计看似灵活，但澳大利亚存在本土产业链空心化的问题——缺乏完整的电动车零部件生产体系，车企要达标只能依赖进口，这不仅导致市场被少数外资品牌垄断，更使消费者面临车型选择受限、维修成本偏高的困境。长期来看，缺乏本土产业支撑的减排目标，可能沦为“纸面承诺”。
泰国则试图通过政策杠杆打造“全球电动车生产中心”。其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电动汽车生产占比30%，为此推出EV3.0及EV3.5产业政策：企业只要承诺未来的生产及出口规模，即可获得销售补贴与关税减免。目前MG、比亚迪、长城、埃安等中国车企均已参与EV3.5项目，推动泰国电动车产能快速扩张。但政策催熟的产业存在明显短板：充电基础设施覆盖率不足，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接受度仍停留在观望阶段，本地供应链仅能满足小部分零部件需求。这种“重生产、轻生态”的模式，叠加全球贸易壁垒高筑，可能导致“产得出、卖不掉”的尴尬局面。
其他海外市场的挑战同样显著。欧洲虽较早布局新能源汽车，但产业链过度依赖中国电池供应，车企成本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虽通过补贴推动本土制造，却因贸易保护条款引发盟友不满，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加剧。标普全球汽车专家指出，海外市场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包括：充电网络建设滞后、本土产业链不完善、消费者购车成本高企，这些因素使得政策目标与市场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破局之路：从规模扩张到价值重构
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复杂挑战，中国汽车企业的战略布局需要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重构”。标普全球汽车大中华区汽车分析联合总监陶杲强调，中国车企的核心优势在于“新能源+产业链+AI”的三重组合，如何将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是破局的关键。
稳固国内市场需破解“价格战陷阱”。陶杲建议，车企应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竞争”，将资源聚焦于固态电池、800V高压平台、智能驾驶等核心领域。事实上，中国在混动、增程技术上的积累已形成差异化优势，插电式混动车型成为对抗纯电市场不确定性的“缓冲器”。同时，需警惕产能过剩风险，通过动态调整生产计划、推进柔性制造，实现供需平衡。政策层面，可借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的系统性思维，引导资源向技术创新倾斜，而非单纯追求产能规模。
另外，开拓海外市场需要“本土化深耕”而非“简单复制”。陶杲指出，中国车企的成本优势与完整产业链是出海基础，但应对贸易壁垒的关键在于“本地化生产+生态共建”。标普全球汽车预测，中国车企海外产能将从当前的约100万辆，在未来十年突破400万辆，这一过程中需与当地政府、企业建立深度合作。
此外，陶杲强调要善用AI领域的长期优势——中国在AI人才储备与电力成本上的优势，将助力智能驾驶技术突破，而智能驾驶正是未来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标普全球汽车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产业链“共生共赢”是长期发展趋势。中国的电池技术、欧美的自动驾驶算法、东南亚的制造成本优势本可形成互补，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供应链碎片化。对此，中国车企可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共建等方式，打破合作壁垒。需要明确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长远竞争，核心不在于短期市场份额的争夺，而在于技术定义权与生态主导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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